他的生活非常痛苦，画里却有美人和浪漫，这一点帮助了艺术市场。
2016年5月12日，在纽约拍卖了一幅莫迪利安尼的肖像作品《戴着玫瑰花的女孩》。有去年那张《侧卧的裸女》1.7亿美元成交记录在前，此画成为艺术市场一轮话题又是难免。
油彩 画布
64.9 x 46.1 公分
1916年作
2016图片由佳士得提供
莫迪利安尼去世的时候只有36岁，目前已知存世的作品数量仅在300-400幅之间。因为他的一些作品没有画题，甚而没有日期，画中人又都是两抹蓝色的杏眼，细长脖子，神情也相似，让人很难推测画中女人的身份。尤其“裸女系列”，包括去年上海龙美术馆拍回中国的“侧卧的裸女”，画中是谁也成谜。
绘于1917-18年
2016图片由佳士得提供
今年这个《戴着玫瑰花的女孩》，纽约佳士得的专家认为作画时间应在1916年，画中女孩的身份却也模糊。可能是莫迪利安尼的妹妹玛格丽特，但他妹妹住在意大利，两人关系据称并不融洽，所以画上也有可能只是画家在巴黎街道上遇到的模特。
在艺术市场上，莫迪的热度一年高过一年，而价格飙升又助长了他对艺术圈之外的大众的吸引。人们喜欢好画无疑，但如果是一幅可资联想并讲述故事的好画，则更具神秘魔性。莫迪画中的模特都是谁？那些没有落写名字的，人们对照传记文字可做各种版本的想象。落写了名字的，后面就是一个个故事，让人唏嘘，也供人消费——他的生活非常痛苦，画里却是美人和浪漫，这一点帮助了艺术市场。
在莫迪画过的模特里，最有名的那一个当然是俄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
莫迪利安尼为阿赫玛托娃画过一些铅笔素描像，时间是“一战”前的1911年，那时，27岁的画家还没有被疾病、毒品和贫困拽向末路。
那时的阿赫玛托娃更加年轻，23岁，刚刚嫁给苦追她的俄国诗人古米廖夫。“十月革命”尚未发生，她的生活还未破碎，第一本诗集《黄昏》即将出版，为她在俄罗斯赢得诗坛大名将是一年后也即1912年的事情。
她在1910年曾跟丈夫到巴黎度过蜜月，停留时间不长，但在蒙帕纳斯腹地的Raspail大街一带和朋友相聚时，女诗人已经很敏感地观察到绘画在巴黎的地位，“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因为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此行她认识了莫迪利安尼，一个“竟然懂得诗歌”的画家。事实上，画家爱诗入魔，他常会在蒙帕纳斯的咖啡馆里突然站起身来，向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高声朗诵但丁的诗篇。
1911年5月，阿赫玛托娃从彼得堡再次来到巴黎，准备从这开始独自游历老欧洲。在老年写于1965年的一篇着笔简略的自述里，她提到1911年自己是在巴黎度过的，并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不过，里面没有言及莫迪利安尼以及和他在一起的两个星期。
其时画家正痴迷于埃及艺术和南美阿兹特克文化。他带女诗人去参观了卢浮宫的埃及文物，和她一起到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雨中共撑一把黑伞，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放声吟诵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的诗。他们喜欢在蒙帕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旁边一个叫罗斯莉的小餐馆吃饭，位于首战路和蒙帕纳斯大街的路口。在那里，莫迪利安尼为女诗人画了那张流传甚广的铅笔素描，阿赫玛托娃侧身斜倚在一片空白中，寥寥线条，却有几分埃及王后娜菲蒂蒂像的神韵。后来有人写到他们如何在夜巴黎的街巷里，几个小时漫无目的地游荡和交谈，徘徊在女诗人下榻的房间的窗下。没有人直白写过他们是否有过更亲密的关系，但也没有人否认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就像那幅铅笔画，看起来利落、干净，又暧昧莫名。
住在蒙帕纳斯大街53号的英国女诗人比阿特丽斯·黑斯廷斯（Beatrice Hastings），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令莫迪利安尼疯狂迷恋。她是十几幅肖像的模特，比让娜少，但比其他人都多，并且以她为模特的画里看起来都掺杂了更强烈的性欲和臆想。她和莫迪其实十分相似，都具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尖锐而狂乱。再说，她和莫迪最爱的但丁《神曲》里的比阿特丽斯同名，这让画家觉得自己从此可以看见但丁的女神。
1915年，莫迪利安尼为她画了最初那几幅肖像，比如那张“蓬巴杜夫人模样的比阿特丽斯”。此前一年，他在蒙帕纳斯的圆亭咖啡馆第一次见到比阿特丽斯，当晚，这个25岁的女诗人打扮得相当奇特，穿一套牧羊女衣裙，手挎竹篮，里面还装了两只鸭子，日本画家藤田嗣治和莫迪利安尼几乎同时对这个看起来羞涩的娇小女人着了迷。
和画家一起的时候，比阿特丽斯和他一样地喝酒、吸可卡因、写诗，厮打和甜蜜每天都要上演几轮。有一次，当着诗人雅各布、作家爱伦堡等朋友的面，莫迪甚至在狂怒中将比阿特丽斯一把抓起扔到了窗户上，玻璃被撞得粉碎，人就挂在窗框上……1917年让娜出现时，他们应该已经分手，但在裸女系列里，一些斜卧于艳丽沙发背景上的丰盛的粉红胴体，总让朋友们觉得莫迪还在画他记忆中比阿特丽斯的欲望，而不是身边目光忧郁的让娜。
在画家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他遇到了最冷静的情人和模特：露妮娅·捷克沃斯卡（Lunia Czechowska）。她是一个波兰诗人革命者卡什米尔的妻子，“十月革命”后，诗人丈夫秘密离开巴黎前往苏联，她被托付给同为波兰人的兹伯罗沃斯基夫妇。后者同时也是莫迪利安尼最亲密的朋友，在他们家里，露妮娅开始为画家做模特，他们越来越亲密。除了漂亮，露妮娅谜一样的谨慎和理智吸引着画家，而她一边接纳他的追求，时时表现出对让娜的强烈嫉妒，却又并不甘心就此做一个落魄艺术家的情人。她在1919年底决定从画家混乱的生活中抽身，远去突尼斯，一个月后也没有在莫迪的葬礼上出现。
莫迪的作品在他死后受到画商和博物馆青睐，露妮娅后半生却一直否认她是其中任何一幅裸女系列肖像中的模特，即便那幅画是被荣耀地挂在纽约大都会或华盛顿国家画廊等博物馆的墙上。有一幅铅笔素描她没有否认过，在画的左上角，莫迪从达农西奥《说服》中摘录了一段作为对这个女人诗意的馈赠：“生活是少数人给多数人的馈赠，拥有生活而且懂得生活的人赠给没有生活也不懂得生活的人。”
莫迪利安尼生前画过的最后一个女孩，是14岁的波莱特·茹尔丹（Paulette Jourdain）。她就住在兹伯罗沃斯基家所在的那条路上，1919年11月，被路过的莫迪偶然看见并提议去做他的模特。从他们认识到画家去世，前后只有三个月时间。莫迪大约请波莱特做过十几次模特，小女孩后来也乐于为传记作者讲述一些她在画室耳闻目睹的事，包括莫迪作画的时候喜欢哼唱《茶花女》，画架边总摆着一瓶朗姆酒或者白兰地，以及露妮娅对让娜多么妒忌……但和前面四个在他生命里深刻印记的女人相比，波莱特只是莫迪画布上偶然的过客。
摇摆于天真和野心，就是这些栖身在远离巴黎城中心的蒙帕纳斯的外国流亡艺术家以及他们身边女人们的日常。在蒙帕纳斯Vavin路口的那几个咖啡馆，每天到咖啡馆里喝一杯的那些人，还有被时间和传说反复改造的故事，让这个路口有将近十年时间——20世纪20年代——曾是流亡艺术家所认知的“世界的中心”。
在这个“中心”，莫迪利安尼的真实处境如何？他曾说，最大的野心就是拥有过匿名者的骄傲——若是以现实中既见的成功为坐标，他就是他所说的那种匿名者。直到他死去，1920年1月24日，这个“世界中心”的巴黎画派的神话在后世作家笔下貌似才刚刚开启。
埋葬画家那天，从慈善医院到拉雪兹公墓的途中，已经有画商出价4万法郎向莫迪的好友，那位最善意的波兰邻居兹伯罗沃斯基买他手里的50幅莫迪作品，而在此之前，兹伯罗沃斯基几乎每天都在努力为莫迪卖画，却从未成功过。
若说死亡开启了艺术的神话，未免过于残忍，但事实上，死亡确实为艺术品镀金。某些时候，“缺席”（absence）比“在场”（presence）更适合创造传奇。
被画最多的，是和莫迪同居3年，陪他直到生命尽头的让娜·赫伯特纳（Jeanne Hébuterne）。从1917年两人相识，到1920年1月24日画家病故，次日让娜自杀，莫迪至少画过25幅让娜肖像，都是在家里用大画板完成的。
让娜是个生长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女孩，美丽而有教养，也有绘画天赋，但在遇见莫迪利安尼后，她心甘情愿地进入了悲剧，陪爱人一起加速滑向末路。她比他身边所有出现过的女人都要顺从和承受，不管是顺从他的占有欲，他的外遇，还是包围他们生活的无能为力。她和莫迪利安尼生活在大茅屋路的那间画室，只有一个房间和窄小厨房，而她给朋友们的印象就是永远守在那里，痛苦而安静地等着莫迪利安尼在深夜或者清晨回来。唯有1919年底那个冬天，莫迪利安尼呆在让娜身边闭门不出，但那是因为他正恐惧地在逃避另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在她那些画像中，裸体也好，坐在椅上也好，让娜都是顺从的表情，有人形容那神情就像是“冻僵的圣母”。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却因为无力照看而经常被迫送到别人家里看护，交给画家的朋友甚至情人。在莫迪利安尼因结核性脑膜炎病逝的第二天，凌晨四点，让娜带着肚子里另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从公寓窗户自杀坠楼。1920年1月，就在莫迪利安尼去世前的某个晚上，让娜画过一幅自画像，在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匕首。那仿佛就是预示结局。
